美國尼克松總統于1971年宣布了“癌癥戰爭”的到來，然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正在輸掉這場戰爭。據美國癌癥協會報道，2014年美國將診斷出167萬的新癌癥病例。今年，將有58.6萬的美國人死于癌癥，而整個世界范圍內將有600萬人死于癌癥。盡管通過加大癌癥治療和預防上的投資，美國的癌癥死亡率降到了85%以下，但是這與1975年比只下降了8%。這也許會讓我們對目前采取的應對癌癥的策略產生懷疑。愛因斯坦曾說過，瘋狂就是一遍一遍地做著同樣的事情，但卻期待著不同的結果。戰勝癌癥真的是依靠越來越多的重磅藥嗎?

癌癥治療的支出是巨大的。2013年全球抗癌藥的銷售額為850億美元，多數藥物以超過10萬美元的價格在市場上銷售。然而，平均而言，只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對任何特定的治療有響應，這是非常低的一個響應率，很少有患者得到實際的治療。自尼克松總統對癌癥宣戰以來，狂熱的癌癥治療研究占了主導地位。但是，結果是令人沮喪的，如圖1所示，85歲以下的癌癥患者的死亡率只比1975年降低了8%。比較而言，心臟病的死亡率下降了高達60%左右，下降幅度是癌癥死亡率很多倍。

從圖2可以看出，許多癌癥的存活率是相似的，秘訣就是在癌癥的早期診斷出來。早期發現的話，大多數接受低風險手術的患者的生存率接近90%;但是在癌癥晚期發現的話(III期或IV期)，治療方案只能選擇毒副作用極強的放療、化療等，存活率會隨之急劇下降。現在看來，第一段中提出的問題答案已經很明顯了。戰爭癌癥真正的途徑是做好早期檢測，選擇針對癌癥激活途徑的靶向性治療方案。

我們總是在尋找各種拯救58.6萬可能會死于癌癥的已確診的患者，但我們忽略了一個非常驚人的事實，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1.2億)在他們的一生中可能會被診斷出癌癥。難道我們不應該花費更多的精力和金錢讓這1.2億的人能夠獲得早期診斷嗎?

生物標志物的發展

新型生物標志物在早期診斷領域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如果能夠有效捕獲血液中的生物標志物，而不是過分依賴腫瘤活檢，這將對病人和整個癌癥治療行業產生深遠的影響。目前，科學家們已經發現了一些有名的生物標志物，包括游離DNA(cfDNA)、miRNAs和外泌體(Exosomes)。所有這些生物標志物的獲取都可以通過非侵入性的方法，它們也已被證明可作為癌癥篩查、預后、監測以及治療響應的臨床生物標志物。

癌細胞凋亡和壞死時會自然釋放cfDNA。非侵入性檢測讓血液中循環cfDNA的豐度(達到每毫升1000億DNA片段)和半衰期(16.3分鐘)更適合于癌癥檢測。cfDNA檢測是通過簡單的抽血，而不是侵入性的活檢，它是解決腫瘤異質性問題的一個變通方案。cfDNA分析能夠檢測出預示癌癥發生和發展的遺傳以及表觀遺傳變化。

盡管cfDNA已經在無創產前檢測(NIPT)市場中商業化，但是cfDNA在癌癥檢測中有效性的研究仍在進行中。最近的研究表明，cfDNA測試顯示出了與腫瘤負荷極大的相關性，95%以上的腫瘤中檢測到了基因突變。對IV期的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而言，在II期階段所有的患者都能檢測到cfDNA，在I期階段有50%的患者能檢測cfDNA。

血清和血漿中循環的miRNAs是另一個被看好的、具有前景的非入侵性癌癥生物標志物。miRNAs具有顯著的穩定性，非常適合用于評估難以進行活檢的轉移性疾病。

大多數類型的細胞都可以分泌外泌體，它能夠揭示釋放它的細胞的分子指紋和細胞狀態，被分泌出來后很容易進入血液和尿液中，是一種很有價值的生物標志物。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外泌體的DNA(exoDNA)代表了整個基因組，反應了腫瘤細胞的突變狀態。腫瘤細胞外泌體的exoDNA對癌癥的早期檢測非常重要。

NGS的重要性

當然，測定這些有前景的生物標志物需要一種可靠且靈敏的檢測技術。分子醫學中有一項非常適合這種檢測的技術——下一代測序(NGS)。在過去的十年中，NGS快速發展，檢測效率變得更高。NGS的靈敏度、速度、價格讓它成為了一項極具吸引力的技術。越來越的證據表明，NGS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少量的樣本精確測定這些生物標志物。

隨著NGS分析能力的不斷增強，檢測成本也會隨之下降，這對臨床腫瘤學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使用NGS測定癌癥診斷和治療監測過程中的生物標志物對患者具有更大的益處。值得注意的是，NGS的使用依然處于早期階段，臨床NGS測序如何進行注冊審批依然是個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能夠被克服，那么我們將有機會改變癌癥檢測和管理的方式，同時也將會導致產業和醫療機構的重大重組。

總之，將癌癥從“死刑”轉變為一種相對可治愈的疾病需要采取一種新的方法。使用NGS技術測定如cfDNA之類的生物標志物為改變癌癥的治療提供了最大的希望。希望，這一領域的快速發展能夠讓人類在與癌癥的這場戰爭中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