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對PHS來說，在一個橫跨12個時區、語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獨自運營管理一家醫院，困難是可想而知的。”美國PHS國際部首席執行官Dr. Mudge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們更愿意采取合作的模式是，在新醫院的建設中提供建議和幫助。”

GilbertMudge，MD，很懂得與中國的聽眾交流，他將“在中國的商務拓展與市場開發”放在了演講的最后，更挑動神經的是還顯得極為“博愛”：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開發商，公立或是私立醫療機構，一線還是二線城市，都有可能成為PHS的潛在合作目標。

PHS，全稱PartnersHealthcare，中譯為美國醫療聯盟體系(以下稱“PHS”)，最初是1994年由布列根和婦女醫院與麻省總醫院聯合發起成立。PHS的成立，結束了美國醫療機構單打獨斗的時代，開啟集團化發展的模式。

經過二十年的發展，PHS旗下已匯集三十多家不同層級、類型的醫療機構，成為全美最成功的綜合學術醫療體系。尤其是旗下五家醫院是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教學醫院，更讓PHS無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國際上的聲望都如日中天。

盛名之下，自然慕名者眾多。全球各國家和地區主動攀附者甚多。而隨著中國醫療服務市場的開放以及消費者對醫療質量需求的提高，“國際背景”日漸成為眾多機構的主要“賣點”。包括美國PHS在內的眾多國際頂尖醫療機構，就時常出現在中國企業或者醫療機構的合作名單當中。但真假虛實難辨。

PHS當然不會來者不拒，他們對合作者的選擇相當苛刻。不過，在新的背景下，PHS在國際合作中更加積極主動的選擇那些價值觀和愿景與自身接近的機構合作。

Dr.Mudge所在的國際部(PHI，全稱Partners Healthcare International，以下稱“PHI”)正是PHS旗下專門負責國際合作的部門。不久前，他曾與其他四位同事一起發表過一篇關于新興市場醫療產業趨勢的研究。他們的研究認為，新興市場國家正在改變全球醫療產業的前景，只有那些積極參與并勇于創新的機構或國家，才能成為未來的領導者。

PHS的行動總體上也體現了這樣的價值判斷。自成立以來，他們已經與全球40多個國家的機構開展合作。這次Mudge和同事Edwin McCarthy一起來到中國，則是代表PHS出席與中國的合作伙伴北京盛諾一家的癌癥評估項目的發布儀式。

“中國是第一個嘗試癌癥評估項目的國家，我們也期待未來這個項目同樣能夠在其他國家取得成功。”PHI副總裁Mr.McCarthy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醫療全球化正推動著跨國就醫趨勢加速發展，對患者而言就醫的選擇變得更加多樣。而另一個角度如PHI管理者的研究所言，在這場變革中的表現則關系到未來全球醫療體系的領導權。不知道中國是否也有這樣的醫療機構做好了準備。

全美最大醫療體系如何誕生?

降低成本、對抗保險，促成PHS誕生。

“整體勝于部分之和。”在紀念PHS成立二十周年的報告里，第一頁只寫了這一句話。這里究竟濃縮了怎樣的內涵?

“我們現在是全美最大的綜合學術醫療體系。”Dr.Mudge說，“我們不僅服務本地社區的患者，服務全美的患者，也服務來自全球各地的患者。”

PHS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全醫療聯盟的門診量超過157萬，出院病人接近16.6萬;同時，全聯盟的全職員工人數已經超過4.3萬人，其中醫生的數量就有6600多人。全聯盟2013年總營業收入高達103億美元，其中66%來自醫療服務收入。

這一切都起于二十年前的一次握手。

至今PHS還保留著H. Richard Nesson和J. Robert Buchanan，在新聞發布會上握手時的照片。那是1993年12月18日，波士頓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波士頓環球報》，在當天頭版頭條報道了這條新聞。

兩家醫院在新聞發布會上，共同宣布了這項合并計劃。在當時的背景下，這條新聞的轟動性不僅是兩家優秀醫療機構的合并，而且更多是兩個原本強勁的競爭對手之間的聯合。應對來自醫保支付方的強大外部壓力，是促成這次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十年前，醫療機構面臨著來自支付方保險機構的巨大壓力。”Dr. Mudge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相比兩家機構單獨和保險機構打交道，他們聯合起來的力量會更強。”

相比對抗保險機構，兩家醫院聯合的另外一項更主要的目標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時任布列根和婦女醫院主席Nesson就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雙方的合并是為了解決如何能夠更好服務我們社區和目標。

由于同處波士頓，合并前的布列根和婦女醫院、麻省總醫院彼此間互為競爭對手，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醫療資源重復設置的狀況。而且當時馬薩諸塞州的醫療成本也要高于其他州。據美國媒體當時的報道，波士頓地區家庭每年花在醫療保健上的費用是6000美元，遠高于當時控費較好的北卡羅來納的4500美元。

成立后的PHS，一方面減少冗余的醫療服務設置，另一方面搭建全方位的醫療服務體系，以此來降低成本、提高質量。

此后，麥克萊恩、斯波爾丁、北岸等醫療機構相繼加入PHS。目前，PHS的成員已經包括綜合醫院、二級醫院、康復醫院以及各類?？漆t院等30多家醫療機構。“我們在選擇成員醫院時，最主要的考慮是他們能給社區醫療服務帶來什么。即便是一家二級醫院，他們也一定要是當地社區的領先機構。”Dr. Mudge說。

讓如此復雜龐大的機構體系運轉起來，PHS主要依靠的是一套強大統一的信息系統：Partners eCare。在寫給PHS二十周年的致辭中，PHS首席執行官GaryGottlieb，MD，和董事會主席EdwardLawrence，Esq.將信息系統的建設視作PHS對醫療未來的一項重要投資。

“三十多家醫院全部通過一套信息系統鏈接起來。聯盟內的任何一位醫生隨時可以調取患者在聯盟中任何機構所做的檢查結果。”在Dr. Mudge看來，信息系統極大的提高了PHS的服務效率，同時通過推行人口健康管理，“我們把醫療費用降低了12%，死亡率降低了5%。”Dr.Mudge說。

對外合作轉向新興市場國家

PHS在上海的一個醫療機構建設的合作項目已落地。

從成立開始，PHS就沒有停止過與海外國家和地區合作的步伐，如今已遍及40多個國家。在中國的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和烏魯木齊等幾個城市，PHS都有正在或曾經運行的合作項目。

引人關注的是，PHS在上海的一個醫療機構建設的合作項目已經落地。來自PHS的官方信息顯示，PHS與一家中國私立投資公司于2011年達成協議，用五年時間在上海合作建設一家三級醫院，重點在婦女健康服務、心血管疾病和腫瘤三個領域。

“這家醫院的設計、臨床項目的規劃都是由PHS的專家參與，思路和標準與我們的麻省總醫院非常相似。”Dr. Mudge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與此同時，PHS還有一個在北京通州區合作建立一個大型醫療項目的計劃。

盡管在醫療合作上顯得十分積極，但基于時空、文化差異等困難的考慮，PHS至今卻從沒有獨自在美國之外的國家擁有或運營管理一家醫療機構。

Dr.Mudge認為運營管理的難度太大，而傳統短期顧問模式又很難發揮根本性改變，因此PHS在海外合作中更傾向于長久合作模式，著重知識轉移、追求持續發展、注重患者服務，培育發展本土的所有權和品牌。

“還有需要澄清的一點是，哈佛大學醫學院是不擁有任何醫院的，當然他們在海外也沒有醫院。”Dr. Mudge說，“盡管每家醫院也可以單獨對外開展合作，但PHS內的哈佛附屬醫院在海外合作中，通常都會尋求我們國際部的支持。”

國際部(PHI)是PHS專門負責海外合作的機構。

1997年，PHS啟動了專門服務海外患者的國際醫療項目;隨后，哈佛醫學院國際部成為自負盈虧運營的附屬機構。這是后來PHS國際部最初的兩個組織淵源。十年之后，2008年兩個機構正式合并，并于2012年正式命名為Partners Healthcare International。

在機構演變的同時，PHS在海外合作的地域也在逐漸發生變化。

在PHS成立前10年，對外合作的區域基本在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但從2004年開始，PHS在海外合作的典型項目主要集中在新興市場國家，包括印度、黎巴嫩、沙特、卡塔爾和中國。

尤其是在近年，新興市場國家的表現，還引起了PHS國際部五位高管的注意，專門針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醫療服務進行了研究，并公布了一份《急劇轉型的前景》的研究報告。

他們在報告中提出，五個主要因素正在影響新興市場國家的醫療服務，包括醫療服務供需的巨大缺口、私有資本的進入、人力資源的短缺、醫療服務模式創新、研發投入的增長等。這些因素不僅影響新興市場國家，也正在對全球醫療服務市場的格局產生影響。

基于此，研究報告認為，未來十年，全球范圍內醫療服務和教育領域將產生巨大的機會。

啟動“癌癥綜合評估”中國項目

癌癥綜合評估項目主要面向在中國較為多發的五類癌癥。

PHS在中國開展的最新一項醫療服務是癌癥綜合評估服務(CES)。這項服務主要是面向中國境內的乳腺癌、胃腸癌、肺癌、婦科癌癥以及泌尿生殖系統癌癥等五類癌癥患者的多學科診斷評估和治療方案。

近年來，癌癥正在中國成為威脅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以北京市為例，根據北京市衛計委官方的統計數據顯示，從2007年至2013年，惡性腫瘤連續七年在居民死因中占據榜首。

在惡性腫瘤發病趨勢日益嚴峻的趨勢下，中國在惡性腫瘤的治療方面仍然與世界先進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

此前上海腫瘤防治院預防科科長董林曾對不同國家腫瘤患者5年生存率做過比較，美國能達到81%，日、英等國為65%左右，而中國則只有25%左右。后來也有中國學者指出，中國腫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經超過30%。但即便如此，仍與先進國家存在一定的差距。

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非常復雜，董林認為主要原因來自醫療的本身，而曾在自己的博客中撰文談到腫瘤治療的“微博大V”、廣東省衛計委巡視員廖新波則認為，是政策和資金保障沒有到位。

PHS與出國看病專門的服務機構北京盛諾一家已合作四年，接收到不少來自中國的重癥癌癥患者。PHI副總裁Edwin McCarthy談到了他的切身感受。

“很多癌癥患者來到我們這里，都還未能明確他們的疾病診斷是什么，他們在各個中國醫院間從一個專家到另一個專家求診，卻沒有人幫助患者來做有效的協調。”Edwin McCarthy說，“這次的癌癥綜合評估項目，很多就是針對中國患者遇到的問題進行專門設計的。”

此次癌癥綜合評估項目，采用打包付費的方式，將五類癌癥涉及到的醫生檢查、影像檢查、病理檢查等門診服務進行整合，確定一個固定價格。不過有些診療服務并不在這個打包項目當中，比如與癌癥診斷有關的所有住院服務和治療服務，活檢時需要的手術室服務和麻醉服務等。

“中國患者還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就是到醫院就診時挑醫生，而且往往認為部門主任是最好的，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Edwin McCarthy說，“每個患者即便是同一癌癥，個體間的差別也會很大。目前最先進的醫療護理是多學科的團隊方式。我們就是設計整合一個團隊，來針對每個患者提供有針對的個性化治療。”

對于美國多年在癌癥治療方面所積累的經驗，Dr. Mudge則明確表示，早期篩查、診斷對癌癥的治療有著明顯作用。而PHS在過去幾年接收到的來自中國的患者，很多卻都已經處于癌癥的中晚期。

“我們在設計CES項目的時候，就是希望能夠幫助中國患者早期發現癌癥的狀況，并在早期能夠到我們的醫院來進行就診。”Edwin McCarthy說。